在“中国-耶鲁大学领导高级研讨班”讨论中，耶鲁－新加坡国立大学校长柏里克里·莱文介绍了耶鲁大学的一些办学方式。耶鲁－新加坡国立大学，这是在新加坡去年8月份所开设的一所面向亚洲面向全球的一流学府。约有一千名学生，他们将在一起生活和学习，学生们可以学到美国耶鲁大学所提供的一些课程，另外还有很多的交流项目。新加坡国立大学和耶鲁大学之间可以共享资源。这一所学院不仅仅讲西方的历史和文化，还要把亚洲的重要的想法和思想家、学术家的思想都纳入到课程当中来。
莱文校长讲到了美国文科通识教育的传统。对于通识教育来说，在美国19世纪就开始讲这个世纪问题了。建校于1701年的耶鲁大学，主要是专注于文科通识教育。1829年，校长向重要的管理人员写了一份报告，专门陈述19世纪的通识教育应该怎样发展。人文通识教育的目的不仅仅是传播知识，而是使学生将来成为科研人员以后，需要有广泛的基础，有深入的思想，能够理解很多新的知识和理念。耶鲁－新加坡国立大学现在的人文通识教育主要模式是小型的讨论式研讨会，最多容纳30名学生。学生被要求讲述自己的想法，提问题，有的时候要进行辩论，有的时候要对教授进行挑战。教授必须要学习怎么样能够面对学生对他们权威的挑战。这样的一种学习方式，是为了学生能够通过自己的学习讨论获取他们自己的认识和知识。
耶鲁－新加坡国立大学并没有设置过多的专业。他们限制了专业的数量，但同时拓宽了每一个专业的覆盖面，目前也把一些探索性课程融入到了各个学科，比如物理、化学，原先是分开来的，学校现在把这些课程的内容融合到一门课程当中。在通识教育中，学生要选一个当代的现实问题，比如说公共卫生、贫穷问题以及其他问题进行深入的了解和调研。比如说在印度的一些动乱，比如说法国大革命。这是帮助他们增大自己的认识的一个方法。 （哲新）
举个课堂案例。美国人很爱吃冰淇淋，但是肥胖已经成为美国的国家安全问题，因为肥胖导致合格的服兵役者越来越少，还增加了国家的医疗和公共卫生费用支出，以及其他一系列问题。老师会就此在课堂上给学生布置课题：重新设计冰淇淋配方，让它又好吃又好看，副作用少。如果研制出来，学生还必须找到公司加工这种冰淇淋，争取上市销售。对学生来说，这个课题涉及的领域太多了。学生不是在上不同的课程，而是在完成一个课题的过程中，对很多领域进行研究。
哈佛的全面课程教育中用的词是础辫辫谤辞补肠丑，这个词很准确，但是很难翻译出来，主要的意思是让学生永远都探索知识，无限接近真知。因为哈佛越来越意识到，所有的毕业生不论从事什么工作，首先需要具备的是道德意识和伦理意识。随着生命科学、新能源等新兴学科的出现，社会和科学的发展，这一点越来越重要。而这些教育目标，只有全面教育才能涵盖。当然这些需求不是只有哈佛大学有，很多大学都有，只不过哈佛带头做了这样的改革。哈佛的全面教育共分8个方面，包括美学与诠释、文化和信仰、经验的推理、伦理、生命系统科学、物理世界科学、世界各社会、世界中的美国等。
哈佛大学的教授们，也认为实行全面教育带来了很大挑战。全面教育从2007年提出并试行后，2012年在本科生院全面推广。今年1月，哈佛给校友们发布了推广全面教育的调查，结果显示总体反应非常正面。
哈佛认为他们培养的人不能以后只考虑他是一个科学家，或者是政治家或者是教授，首先培养的是丈夫、妻子、父亲、母亲，首先必须是一个人。 （文敏）
哥伦比亚大学：高成本下的妥协
美国其实也并非通识教育的天堂。理由很简单：成本过于高昂。以通识教育的“哥伦比亚模式”以小班讨论的教学方式为例，为了让每个学生都有参与的机会，讨论班只能限制在25人以下。结果是，原来一两百学生同时上一门大课，只要一个教授、一个阶梯教室就能解决的课程，现在却需要五倍以上的教师，无数会议室式的教室，再加上人手一册的若干经典原着而非一本通史教科书。对于任何没有小班讨论传统的大学来说，这不仅是一个教学观念或方法的转变，而且是一笔巨大的投资。
显然，这种以知识传授为目的的所谓“通识教育”和我们所理解的以素质培养为目的的“通识教育”相距甚远。依笔者愚见，以原国家教委1995年在华中召开“文化素质教育试点工作会议”为起点，国内大学所推动的“大学本科通识教育”似乎更接近后者，即重在培养完整的人、塑造未来社会的公民和领袖。基于此，在借鉴国外大学通识教育的时候，即使“哥伦比亚模式”与其他模式相比更难实施、亦更不容易见到成效，但这样的通识教育至少在叁个方面更加符合我们推行大学本科通识教育的初衷。
其一，“哥伦比亚模式”的实施将有效地打破中国教育“老师讲、学生听”的传统，帮助学生养成一种主动参与学习过程的习惯。而在大学生涯的开始就进行这种新的学习方法的训练，不仅会对学生整个大学和研究生教育产生积极的影响，而且会使他们终身受益。
其二，在学习内容方面，“哥伦比亚模式”不就事论事，不刻意追求时尚，而是让学生踏踏实实地从一种文化和思想形成的历史经典中去寻根溯源。青年学生从大学伊始形成这样的学风，将来走向社会以后遇事随波逐流的可能性大概会低一些。
其叁，“哥伦比亚模式”对于很多大学现行的教学方法更是一种挑战。今天的大学教授本身大多从小在“填鸭式”教学方法下成长起来。让他们变一下思路、换一种教法实在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从这个意义上说，通识教育之于中国大学应当不仅仅是一个学生学什么、怎样学的问题，而且是对于教师教什么、如何教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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