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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精神信仰有何传统特色，它与中国人的生活和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有何关系，当代中国人的信仰是怎样一种状态，它将对中国未来的发展产生什么影响，如何构建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4月6日下午，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主任廖可斌做客温州市图书馆籀园讲坛，以一场“中国人信仰什么”的讲座，为200多位听众解疑答惑。

基本信仰是世俗生活理想

有人说中国人缺少信仰。廖可斌的讲座就从这个说法开始，他表达了自己独特的见解——中国人是有信仰的，只是中国人的信仰和国外的不一样。

“正如刚刚过去的清明节是中国人重要的传统节日，还有如春节端午节中秋节等，这些节日的目的一般有二，要么是让活着的人来团聚，要么是怀念逝去的亲人，活动内容包括家族聚餐、祭祀祖先等。从节日可以看出，中国人的信仰，首先关注的是活着的人、目前的生活，第二是关注逝去的祖先。同时，在祭祀祖先的时候，也和踏青游玩、活动聚餐结合在一起，和现实生活结合在一起。即使是神的崇拜之类的活动，也会把它现实化，并不单纯地从精神上去祭祀，而是和具体的生活、世俗的享受结合在一块。中国人最重视的是家庭、家族、祖先、日常生活，这与西方不一样。西方人最重要的节日：圣诞节、复活节，对于基督教会，都是对耶稣的顶礼膜拜。”

廖可斌认为，节日是观察一个民族的文化特色、特殊心理结构的一个窗口。从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及其主要内容或精神意蕴就可以看出，中国是一个世俗社会，中国社会或者中国人的基本信仰是世俗生活理想，往大了说：天下太平，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往中处说：光宗耀祖，家族兴旺，荣华富贵；往小了说：功名利禄，衣食住行，吃喝玩乐。

古代士大夫信奉君子理想

虽然世俗的生活理想是基本信仰，但廖可斌认为，不同社会层次、社会地位的人，信仰结构还是不一样，中国古代的社会精英即士大夫、贵族，还有君子理想、仁者理想，或者叫做圣贤理想。

“他们觉得除了生活上的吃喝玩乐之外，还要追求道德上的完善，人格的提升，尽自己的社会责任，比方孔子的‘仁者爱人’，要有仁慈之心。他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君子。‘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与人沟通要用义，利所代表的是世俗生活理想，而君子有更高的追求。”

廖可斌阐述道，古代君子最高的追求就是内圣外王，对内，内心通过道德的修炼，进入圣人的境界，变得完美。对外，要天下太平，使天下行王道，让老百姓丰衣足食，老有所养，幼有所育，天下和睦。对自我本身，做一个道德高尚的君子，对外，能够作用于社会，将社会引向王道，让天下太平，这就是中国古代君子的最高理想。

为社会勾画一个理想的蓝图，建立一个道德的标准，这是中国古代的士大夫一直在阐释和丰富的理想。它对士大夫阶层是一种激励，对社会阶层是一种引导。虽然这种君子理想只有少数的人能够真正信奉，但是社会上有这么一批人真正能够以身作则，对社会的精神信仰或者伦理道德就起到一定的引导作用。

但是反过来，廖可斌也表明这种君子理想跟真正信仰的区别，即从根本上讲也是世俗的，并不解决人类心灵的问题，满足精神需求或者彼岸（死后）的问题，关注的还是如何让人们生活得更美好，是面向人生，面向现实社会的。

世俗性信仰导致实用主义

在廖可斌看来，中国的道教也是追求在现实世界中获得心灵的自由，并不脱离生活。中国本土的佛教宗派主要是禅宗，也完全回到现实生活中来。在西方人眼中，它们其实更接近一种生活哲学，一种智慧。

“中国特色的宗教信仰，君子理想，世俗生活理想，这叁方面内容构成了中华民族传统的信仰结构，支撑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主导了现实生活，其根本特征就是世俗性。”

廖可斌进而指出其弊端，如讲究利害，不论是非，随大流，易盲从，缺乏自我拷问、内省，沉溺于现实，只关注现实生活本身，把现实生活看成唯一有意义的存在，缺乏超越性的追求，导致严重的实用主义。比如《金瓶梅》就写出了当时中国人什么都不怕，只论赚钱与享受，没有畏惧与禁忌。

而相比古代，当前中国人的精神信仰和生活理想的现状也不容乐观，廖可斌联系现实，举例如拜物主义，精神矮化，空洞的理想主义，社会责任感的退化，“为什么中国的科学家难以作出重大原创性的研究成果？一个重大原因是失去了探索世界奥秘的兴趣或意愿，没有超越世俗生活之上的动力。中国的年轻人为什么好不容易考上大学就容易放松自己？内在原因是缺乏主观的愿望和个人的理想，仅仅是因为压力。一旦考上了，压力消失了，没有了人生目标，就没有了动力”。针对如今的信仰缺失，他呼吁重建中国人的精神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