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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学家要秉承优良学风

　　中国经济学家的责任是将中国的经济学研究推向本土化、现实化、学术化和国际化。

　　当前中国经济学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

　　当前中国经济学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因强调学术化而过分地数学化，并进而影响经济学研究的本土化和现实化。具体表现在：其一，依赖西方现有的经济学理论，不加甄别地用数学模型等学术化工具来解释中国的经济现象；其二，对于具有创新性思想、且对中国当前现实问题进行深度分析的文章，如果没有数学模型或回归分析等学术化工具，则一概不予重视，并拒绝发表。

　　我们认为，数学工具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其本身并没有问题，且新的经济学理论如能被数学模型解释和检验则更具有说服力，更容易被学界所认同。然而，中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现象无法用现有的经济学理论来进行解释。由于目前西方主流经济学界普遍接受并用于课堂教学的经济学理论通常来自于对西方成熟市场经济的研究，因此，当我们利用这些产生于截然不同经济环境下的经济学理论来考察中国经济现实时，很有可能会水土不服。然而，此种水土不服完全可能在高深的数学模型下“隐身”，从而在对数理逻辑研究方法之膜拜中，精华和糟粕统统被接受下来。此外，中国的许多战略性发展问题甚至没有现存的理论可以借鉴，也不可能用数学模型来进行解释和分析。然而，由于这些问题和现象又是如此重要和紧迫，因此，用数学模型作为发表文章的前提条件，很容易让中国的经济学研究脱离中国现实，无法服务于中国的经济发展。

　　经济学研究的本土化与现实化

　　不同的经济社会环境会有不一样的运行过程。由于经济变量的决定通常是众多经济人各种经济行为的综合结果，而经济社会环境又制约着经济人的行为和选择，因此，不同的经济社会环境必然会产生不同的经济学理论体系。例如，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经济学被看作是经济学的两大主要学派，它们都来自于西方发达国家，因而都是针对西方发达国家市场经济所作的研究。然而，这两种学派对发达国家市场经济的理解和观察是不一样的：在新古典经济学看来，市场经济是完全竞争型的；而凯恩斯主义所研究的则是非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正是对市场经济制度环境的界定不同，才产生了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经济学这两大当今主流经济学学派。

　　上述讨论意味着，任何经济学理论都有可能面临一个本土化和现实化的问题：许多经济学理论也许在发达国家能够适应和成立，但在中国并不必然如此；有些经济学理论在经济发展的某个阶段能够成立，但并不一定在当下仍有意义。因此，作为有责任感的中国经济学家，其首要责任并不仅是介绍和引进西方前沿的经济学理论，而更应该是在此基础上，构建起与中国当前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的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理论体系。通过这样一种体系，使我们能够理解中国当前经济变量的决定过程，并从中看到中国经济运行过程中的各种矛盾和困难。作为一名有责任感的中国经济学家，他的作用也绝不仅仅只是提出政策和建议以期达到某种被社会和政府所认可的目标——即使这种提议是在对经济社会的运行过程有了充分的研究之后。事实上，他还必须告诉人们这样一种政策和建议对经济所产生的各种可能的影响。例如，某项政策尽管能使失业减少（这也许是一个被社会和政府所认可的目标），然而，它却有可能会造成通货膨胀的恶果（当然，该项政策最终是否被采纳仍然在于政府的抉择）。

　　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学术化

　　既然经济学研究的是在一定经济环境下经济变量是如何决定的，那么经济学对于经济变量决定过程的研究必须遵循一定的学术准则和分析框架，即经济学研究也需要学术化。例如，按所研究的内容、读者对象和严谨性要求，经济学家们可能会建立起一些数学模型，借用一定的数学工具来进行分析。与此同时，为了使研究得出的结论更具有说服力，经济学家还会利用数据进行回归检验。

　　以中国为例，中国当前的现实问题本质上是发展问题。国际主流的经济学理论主要是以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为其研究环境，而这必然限制其对发展中国家的解释力。事实上，在浩如烟海的经济学文献中，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现象和发展战略之研究很少有“线”可查。有关的研究通常是零散而不成系统的，而且也还没有进入国际学术界的主要研究领域，现代经济学的许多研究方法更没有很好地被用于研究发展问题。因此，“发展中国家经济学”亟待发展，这对于发展中国家经济现象和发展战略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全球的发展中国家共有148个，占全世界人口的82％，但是它们的经济现实却无情地被现代主流经济学所忽视。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现象和发展战略之研究必然会拓宽现代主流经济学的视野，推动经济学研究迈上一个更高的层次。因此，以中国经济为素材，融入发展现象和发展战略的经济学研究必然成为未来世界经济学发展的主流。中国的经济学家在推动中国问题学术化过程中具有当“仁”不让的责任。因此，作为有责任感的中国经济学家，我们提倡其所追求的最高境界是“中国现实问题的学术化”。

　　综上，数学模型作为一种研究工具本身并没有问题，问题在于将它“绝对化”和“神圣化”，而这正是中国经济学界目前“流行”的怪象。为此我们呼吁：在提倡“中国现实问题的学术化”这一最高境界之同时，不仅需要甄别数理光环下隐身了的“水土不服”，还需要不再拒绝当前还无法用数学模型验证的根植于本土现实世界的具有高度创新性的思想萌芽。

　　（作者系《南开经济研究》杂志副主编）

　　经济学论文的使命与担当

　　从2012年起，全国社科规划办开始资助国内哲学社会科学期刊，这是由关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投入向关注成果产出的转变，是一种方向和思维的转变，是一种管理方式的创新。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经济学期刊被赋予了更高使命，那就是要紧跟时代潮流，把握时代脉动，担当起引领中国经济学研究的新风气，推介出联系实际的优秀学术成果。同样地，经济学论文也被赋予了新的使命与担当，那就是要，关注社会现实，彰显科学精神。

　　追踪理论前沿

　　经济学期刊需要关注重大理论问题的研究进展，特别是经济学新理论的诞生，推介一流的学术前沿成果。追踪学术前沿，就是要创造一流成果，创造一流学术。而学术水平集中体现在经济思想之中，经济思想是人类为解决客观经济问题所进行的思考的结晶。

　　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通过抽象演绎和归纳综合，将彼时的经济知识归纳为一个系统，形成了政治经济学史上第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他以劳动分工为切入点，形成了交换货币理论、价值理论、分配理论、生产劳动与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等。这些理论对市场经济中的政府职能、财政政策制定产生了重要影响。他提出的政府征税“四原则”——公平原则、确定原则、便利原则、经济原则，被英国政府作为制定政策的重要依据，同时也极大地影响了世界其他国家。宏观经济学开创者凯恩斯，其经济思想长期以来成为西方国家制定经济政策的重要理论依据，他提出的充分就业理论、有效需求理论、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理论、投资乘数理论等都对现代西方国家政府干预经济活动产生过直接影响。

　　所有这些，无不显示出经济学理论对于经济生活实践的重要作用和重大影响。

　　关注社会现实

　　关注社会现实、解决具体问题，就是学术思想源于实践，研究内容服务实际。任何经济理论都是要服务实践、指导实践的，“纯学术”不应成为不解决实际问题、不服务社会实践的托辞。真正高水平的经济学学术论文，选题应源于国家经济活动现实，内容应解决国家经济活动中重大而紧迫的问题。

　　20世纪70年代、80年代，我国主流经济学期刊所刊发的文章主要都关注国家经济现实中的问题，那段时期产出过一大批有价值、有水平，对党和政府决策产生过重要影响的经济学论文。在国家发展的不同阶段，出现过不同的问题，不同选题的论文也应运而生，故而也引发过不同论争。诸多经济学家围绕国家经济生活中的重大问题，深入社会实践，广泛调查研究，发表了许多至今仍令人称道的扛鼎之作，如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公司所有制问题、商品流通与价格问题、分配与消费问题、经济发展战略问题、产业结构与产业组织理论问题、区域经济问题、农村集体经济问题、对外开放问题、社会劳动生产率问题、公司并购问题、技术创新问题、经济增长问题、宏观经济波动问题等。不少论文选题准，立意高，且由于紧密结合实际，深入调查研究，掌握资料丰富，分析问题深刻，得出的结论具有可操作性，为政府决策发挥了重要借鉴作用，产生了重大影响。这样的学术论文是时代的产物，是经济学期刊对社会的重大贡献。

　　进入新世纪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受国际学术论文范式和国内一些“主流”经济学期刊刊文倾向的影响，中国经济学界的研究成果逐步形成了带有鲜明西方特色的学术论文范式，一些学术论文中大量使用数量模型，忽视对问题的深刻分析和研究，使得学术论文沦为一种数学游戏，使严肃的经济学研究沦为学者的一种娱乐。这种重方法、轻思想，重形式、轻内容的行为违背了科学研究本质，需要坚决摒弃。

　　经济学家是应当打上时代烙印的，经济学家需要有责任感和使命感，需要为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贡献才智。经济学家的思想和认识来源于实践，没有丰富的生活体验，就不可能有正确的认识判断。书斋里走不出真正的经济学家，数学公式中诞生不了真知灼见。体现经济学家思想的学术论文其终极目标是要为时代服务、为社会服务，这是经济学家价值的真正体现，也是学术论文价值的真正体现。经济学期刊当有这种清醒的认识和正确的选择：让有思想、有内涵，对解决实际问题有作用、对实践有指导意义的学术论文见诸于世。

　　彰显科学精神

　　彰显科学精神，就是要尊重客观事实，揭示客观规律。现代经济学论文基本可分为两类：一是理论方法类，另一类是现实问题类。前者主要表现为提出一种新理论、新方法或完善、修正某一种传统的理论和方法，如提出一种全新的价值理论、构建一种测度创业公司价值的模型、设计一种全要素生产率的计算方法、对基尼系数计算方法进行改进等；后者则是分析现实生活，解决经济中的具体问题，如研究国家的产业结构、分析宏观经济的波动周期、探讨不同所有制公司职工工资差异等。无论是方法类论文，还是现实问题类论文，都必须尊重客观事实和客观规律，体现科学精神。

　　经济学家在经济生活中应当以经济学家的眼光观测问题、发现问题，以经济学家的思维思考问题，运用经济理论解决问题，如寻找消除通货膨胀的对策、探求经济增长的源泉、提出化解经济危机的手段等，这是经济学家的责任，是经济学价值的体现。可以这样说，经济学从其诞生之日起，就一刻也没有离开过现实生活，它源于客观实际，又回归于现实生活，它指导实践，又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

　　经济理论的逻辑来自客观实践。从这个角度讲，理论本身是为实践准备的，没有了实践，理论就失去了价值，对实践没有任何指导意义的论文是作者的一种娱乐和消遣，是有违学术宗旨和科学精神的。经济学论文要做到言之有物、持之有据，这是科学精神的要求，也是社会对经济学家的要求；是经济学论文的使命与担当，也是经济学期刊的使命与担当。

　　（作者系《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杂志副主编）

　　倡导学术研究方法的多样性

　　一段时期以来，社会科学研究中呈现出模型化的倾向，经济学、金融学、管理学等研究领域，甚至出现模型泛化的趋势。针对这一问题，学术界已经开始反思，并进而开始探讨学术研究未来的发展取向。

　　充分认识数量模型的局限性

　　数量模型是将某一社会现实问题或实践经验归结成的一套反映事物内部因素数量关系的数学公式、逻辑准则和具体算法，用以描述和研究客观现象的变动规律。西方主要发达国家首先开始利用数量模型研究社会经济问题，我国引入经济计量学始于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我国社会科学领域开始强调学术研究的规范化，倡导与国际研究范式接轨的研究方法，数量模型在我国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彼时，其对促进我国学术研究的进步起到了一定意义上的推动作用。

　　数量模型是人们认识事物的概念框架，它追求表现的直观性、推理的逻辑性和形式的完美性。这种研究方法具有自身的一些优势：可以更加精确地描述和分析事物的状态、变动过程以及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可以根据数量模型所揭示出的事物变动规律，预测事物今后的发展趋势；也可以根据数量模型的分析结果作出相应的决策，等等。

　　但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数量模型也有明显的局限：数量模型要将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纳入相对直观的数学关系中，在建模过程中需要忽略或假设某些主观认定的所谓次要因素，其研究结果的可信度必然是近似或相对的；现实经济生活充斥着大量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某一假设的前提条件发生变化几乎是常态，模型及其所描述的数量关系也自然常常会受到质询。尤其重要的是，社会科学领域中的许多问题具有很强的历史性，目前并不具备或尚未发展到能够寻求稳定、简洁的数量关系阶段。

　　倡导学术研究方法的多样性

　　数量模型同定性分析中常用的逻辑学一样，能够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提供特有的、严谨的分析方法，目的是揭示事物之间内在的规律性。而方法本身不是研究目的，仅是实现研究目的的一种手段。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或手段，模型化的研究方法也绝不是唯一的手段。学术研究追求的是思想性和学术贡献，研究过程要求逻辑推理的缜密性。模型化研究方法在方法论上具有严谨性和可验证性，但是，现实经济活动纷繁复杂，与数量模型分析所要求的规范、确定、均衡的前提，存在明显差异，问题的结构与数学模型的解答在结构上并非总是一致。我国的历史条件、基本国情和发展路径异于西方，一些基于发达国家国情建构的计量模型，尽管很先进，但对我国的数据分析环境来说可能并不合适。如果学术研究盲目崇信数量模型，甚至滥用数量模型，必然会直接损害社会科学研究追求的“知识创造”。

　　社会科学的研究，客观上需要研究方法的创新，更需要以不同的研究方法解决不同研究对象的特质问题。比如，完全不同于模型化研究理念的质性研究认为，社会科学的研究目的，不仅仅在于发现客观经济现象的真与伪、对与错，更重要的是对社会现象发生的原因进行探究和解释，即通过广泛深入的社会调查，理论联系实际地诠释社会现象背后内在的本质规律。中国社会正在经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巨大变迁，许许多多的社会经济现象和问题，需要学者们从文化层面和制度层面作出合乎逻辑的诠释。因此，社会科学工作者需要选择丰富多样而又契合实际的方法进行探索性研究。

　　对于规范的学术研究来说，我们倡导学术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倡导根据不同的研究对象，选择适当的分析方法；同样，我们也积极倡导对那些适合以计量模型分析的社会科学问题，充分应用数量模型的研究方法，揭示事物的本质联系。我们反对的是不认真分析研究对象的特性，不考虑事物间的内在逻辑关系，盲目崇信模型，唯模型而模型、滥用数量模型、非模型不成“雅文”的现象。

　　学术期刊有责任引领文风建设

　　学术期刊是展示和交流研究成果的平台，学术研究的文风反映的是一个时代的学者表现出来的整体精神面貌和学术态度，甚至是某一研究领域的价值选择和文化特征。我们认为，对于社会科学研究工具使用的判定标准，是能否正确地认识、分析、总结和指导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社会发展实践。针对当前我国学术研究中呈现出来的模型化倾向，学术期刊有责任引导优良的文风，客观公平地对待不同研究方法的成果，为不同流派、不同学术观点和不同研究方法的研究成果，提供平等交流、百家争鸣的公共服务平台。这需要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形成共识，自觉矫正；同时，也需要学术期刊的积极引导和谨慎防范。这里需要澄清的一个事实是，带有数量模型的学术研究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具有探索性的理论模型研究，着重数量经济模型理论和方法的发展与创新，这类研究成果通常被认为是奠基性的，代表着学术研究的前沿水平；另一类是对现有理论不加甄别，直接套进中国问题的实证模型。前一种是我们应该积极鼓励和倡导的，后一种则应当谨慎引导。为此，作为学术期刊，我们有两方面的工作需要做：其一，期刊自身要持之以恒地积极倡导学术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加强对我国经济社会重大研究课题的追踪和与社会科学领域研究人员的沟通交流，摒弃盲目崇信数量模型的倾向；其二，要着重提高编辑人员的基本素质和专业水准，加强审稿专家队伍建设，在滥用数量模型的问题上统一认识，共同防范。

　　（作者系《管理世界》杂志编辑部主任）